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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稅肥了誰?苦了誰?


近日，電視媒體不斷出現一則由工總製作的「減稅救經濟」廣告，更砸下重金猛打宣傳，用似是而非的謬論，向全民進行疲勞轟炸式的洗腦，並藉以向賦改會及政府施壓，試圖左右本次稅改的方向。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

　首先，廣告訴求「稅低才能發展經濟，稅高則經濟就衰退」。如果這理論正確，免稅天堂的威京、開曼群島不就是世界經濟發展第一名的國家？舉瑞典這個世界高稅負的國家為例，由於透明、清廉，人民願意繳較高的稅，也感受繳稅的好處，享有完善的社會福利與高品質的生活環境，而免學費的教育、高素質高創造力的勞工，國家投入科研經費人均世界第一，造就了國際級企業。誰說，高稅負就無法發展經濟？

　一九八一至一九九二年，美國在雷根和老布希執政時，採取供給面經濟派學者的「減稅政策」，初期的刺激帶來經濟復甦，但貧富差距亦隨之擴大；一九八九年時排行前一％的家庭，擁有全國總資產39％。之後，政府赤字倍增，利息支出快速成長，高居預算第二位，大量舉債成了經濟發展的大包袱，經濟幾近崩盤，共和黨政權因此遂被民主黨輪替。

　回頭看台灣，一九八○至一九九○年，經濟成長率平均8％，一九九一年促產條例實施擴大對企業減稅，經濟成長反而掉至五至6％；一九九八年再實施兩稅合一的減稅方案，經濟成長又掉到4％左右，甚至二○○一年出現首度的2.17的負成長。實證可知，台灣一再實施減稅，並沒有帶來更好的經濟成長。

　其次，廣告說：「輕稅可擴大稅基，增加政府稅收」。實證美國雷根和老布希的減稅政策，使美國政府收入從世界第一名，掉到第13名。聯邦政府負債餘額由一兆多美元，驟增至六兆七千億美元。直到柯林頓執政採「增稅政策」，向富人課稅，才終結了赤字，但仍無法處理龐大的債務餘額。

　而在台灣一九九○年，國民平均稅負率21.1％，由於減稅政策，造成稅負率逐年下降至12至13％，負債餘額也隨之攀升，已高達新台幣13.8兆元。台灣政府財政敗壞可說是託減稅之「福」！

　廣告強打：「輕稅才可以創造財富，增加就業」。我們再看看瑞典高稅負國家，政府實施充分就業政策，減少依賴、增加稅收，是全世界就業率最高的國家，維持76％至80％的比率，遠比任何輕稅國都來得高。反之，美國老布希執政時，承諾增加一千五百萬個新工作機會，認為減稅可增加投資促進就業，但適得其反，反而新增了一千四百多萬的失業人口，就業參與率由六四％降至六二％。而台灣在一九九二年以前，就業參與率為五八．四％，兩次大減稅政策實施之後，就業參與率跌至五六．五四％，二○○六年僅五五．七％，可證減稅並未增加就業。

　其實，台灣的實質稅賦比新加坡、香港還低。以營所稅為例，香港17.5％，新加坡18％，台灣名目稅率雖為15％至25％，但因促產條例、兩稅合一的減免，有效稅率僅17％。如果不及時堵住減稅漏洞，若降名目稅率到17％，則有效稅率恐怕會低到10％以下。

　而個人所得稅方面，香港邊際稅率17％，新加坡為20％，台灣雖為40％，但平均有效稅率不及13％。由於資本利得免稅，致使排名前三十名的高所得者，稅率不及10％，這在香港與新加坡根本是不可能發生的。最嚴重的，台灣的證券和土地交易所得完全免稅，而香港土地交易所得及從事業務的證券交易所得均課徵十六％的利得稅，新加坡則將兩者併在一般所得予以課稅。因此廣告訴求：「新加坡、香港稅負比台灣低，所以競爭力較強」，根本與事實不符。

　調降稅率的前提，應先防堵避稅漏洞，建立公平稅制，才可能「簡政輕稅」達到擴大稅基的稅改目標。











最近台灣的電視一直不停的大打減稅廣告. 最後標上Milton & Rose D. Friedman Foundation. 看了之後一直好奇, 傅利曼的教育基金會怎麼會打這樣的廣告呢?

甚至…降稅是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經濟主張嗎?

真正刊登廣告的人, 很明顯是想借傅利曼的名氣. 對大眾進行灌輸. 廣告中所謂”稅跟經濟是掛勾的”, 就算是供給面學派大概也沒辦法完全同意.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E. Stiglitz就曾經大力抨擊布希政府的減稅政策.

在這個廣告中, 可以看到它透過誇張的圖表, 斷章取義的名言名語. 在推廣他們錯誤的理念.

減稅可以是政治上的良藥但不見得也是經濟良藥.



政府要刺激消費大致上可以分成三種作法. 號稱供給面學派那些主張減稅的人認為”保留一些錢在消費者手中, 那麼消費者至少會花掉一點”. 但是, 你真的能衡量他的效果嗎? 接著是凱因斯學派所主張的政府投資, 政府投資就算是找人挖水溝, 那也會提昇就業, 而就業的民眾再拿薪水進行消費. 最後一個手段就是貨幣學派(monetarist)所主張的降低利率, 透過降低利率來刺激民間消費.

1950~1960年代各經濟學派就針對這三種方法進行長達數十年的辯論. 最後可以說是主張操控利率的貨幣學派獲勝. 而貨幣學派中最有名的經濟學家則是傅利曼. 現在這個廣告居然打出傅利曼的名子, 告訴我們他是支持用”減稅”來刺激經濟的? 如果傅利曼主張減稅來喚醒景氣, 那我就是個瘦子.

上個世紀已經有結論的爭論要延燒到現在, 那不是政治的扭曲就是有心人的操弄.

減稅可能跟經濟有關, 但大概是這三種方法中效果最差的方法. 利率只需要中央銀行依遽景氣操作就可以迅速實行, 然後在半年內就可以達到效果. 而稅的變更則需要經過行政, 立法, 宣告, 實施… 然後隔年才會省下稅額的支出. 接著期待消費者花掉手上多的錢(如果他們會花的話)直到產生經濟效果… 這可不是SimCity啊, 在稅的效果出現之前搞不好景氣就已經復甦了. 到那時候難道有增稅的空間嗎?



減稅救經濟的迷思

　台灣租稅制度多年來一直受到詬病，工商鉅子及富豪享受過多租稅減免，薪資階層分毫所得都要繳稅，形成嚴重的不公平問題。馬政府上任後即依競選政見成立賦稅改革委員會，推動各項稅制改革。最近賦改會緊鑼密鼓召開會議期間，據知由某些工商界人士在背後策劃的一則以減稅救經濟為訴求的不具名廣告，在電視上密集播出，引起各方的矚目。工商界訴求大幅調降營所稅、遺贈稅等由來已久，打廣告爭取己身權益亦無可厚非，但是，不斷宣傳減稅可以救經濟，顯然悖離經濟的現實，對台灣是難以承受之重。

　從經濟理論的觀點，減稅與振興經濟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必須作非常謹慎的邏輯推演與事實分析。根據凱因斯經濟理論，減稅是對抗景氣循環的一項政策工具；在經濟呈現衰退的時候，政府可以實施減稅來提振民間投資及消費，增加有效需求， 藉以維持就業及經濟成長。今年5月美國政府為因應次貸危機對景氣的衝擊，實施總額高達1千1百億美元的退稅措施，就是本於凱因斯的減稅政策思維。不過，這種從需求面著眼的景氣因應措施，是暫時性的減稅，與近來國內企業界訴求的長期性減稅措施，本質上完全不同。

　訴求減稅者最常引用的1980年代美國雷根總統推動減稅政策的經驗。當年雷根為振興陷於長期衰退的美國經濟，心中早有定見要大幅改革稅率偏高的所得稅制。當時還有不少經濟學者為雷根減稅理念背書，強調稅率過高會影響投資及生產；知名經濟學家拉佛（Arthur Laffer）更以所謂Laffer曲線闡釋稅率與稅收間關係，主張政府若將稅率降到適當水準，稅收反可極大化，這也是所謂「供給面經濟學」的核心思維。雷根減稅理念因為符合企業利益而廣受支持，不僅美國率先立法大幅減稅，而且掀起各國減稅風潮，當時台灣也跟進改革綜合所得稅制，將最高稅率由60％大幅降到40％。儘管1980年代減稅思維蔚為風潮，但是雷根減稅政策未如預期為美國增加稅收，反而因為雷根政府大幅擴增支出而導致嚴重財政赤字，繼任雷根的布希總統也受到經濟衰退之累而未能連任；因雷根而竄紅的供給面經濟學亦大受打擊，被排除在主流經濟理論之外；由此可見減稅救經濟並沒有堅實的理論與實證基礎。

　部分工商界人士指出，台灣營所稅超過競爭對手甚多，以致影響投資意願及國際競爭力。事實上，亞洲競爭對手中，台灣25％營所稅稅率，較日本（40％）、中國大陸（33％）、南韓（27.4％）為低，僅高於新加坡（20％）及香港（17.5％）；若扣除每年約達新台幣1,200億元對企業的租稅減免，國內企業營所稅的實質稅率約僅10％，比任何國家都低。相對上，近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及出口競爭力在亞洲排名均殿後，顯見企業稅負輕重與經濟的好壞並沒有絕對的關係。再比較間接稅稅率，國內油品的貨物稅及各種附加費，遠低於日本、新加坡、韓國、香港，因此，國內平均油品價格約僅及這些國家均價的三分之二。他如營業稅、貨物稅等負擔，台灣也都在平均值以下；並不存在大幅減稅的客觀條件。

　事實上，台灣亟需改革的是租稅公平問題，政府每年課徵的所得稅額中高達7成是由薪資階層所負擔，這是不公平的根源所在，也是影響社會和諧的不利因素。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多次呼籲有錢人應該多繳一點稅，是出於企業家對社會的責任與道德勇氣。坦白講，如果全面取消對企業及個人的租稅減免，政府每年可以增加1千多億元的稅收，將之平均用來調降薪資階層所得稅及企業營所稅，對普羅大眾及多數企業可以說是雙贏的做法。工商界不妨從這個角度著眼，用不著再唱減稅救經濟的高調了！


最新訊息2008/08/26
最近十天，三則將「減稅」與「經濟」連結的廣告，不斷在各電視台強力放送，經濟學者及民間團體痛批，廣告將「減稅」等於「經濟變好」誤導視聽，最後是富人得利。公平稅改聯盟將於周三向公平會檢舉廣告不實，也要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ＮＣＣ）拿出作為。

針對稅改聯盟的動作，「出面」刊登減稅廣告的全國工業總會僅表示，不同團體可以提出不同觀點，不需作無謂的爭辯，也不希望輕稅簡政的訴求反而造成社會階級對立的負面影響。據透露，幕後推動減稅廣告的「那批人」，近來密集會商，準備推出第二波減稅廣告。

公平稅改聯盟發言人簡錫堦強調，廣告強調要跟香港、新加坡等亞洲鄰國比，行政院長劉兆玄也唱和說，我們比不上先進國家，「不要好高騖遠去打大聯盟」、「先有國際競爭力才講公平性」，但沒有公平性談何競爭力？

ＮＣＣ傳播內容處長何吉森表示，ＮＣＣ主管職責為廣告內容是否不妥及違反公序良俗，這幾則減稅廣告尚未違反公序良俗，因此ＮＣＣ不打算開罰。

至於廣告中並未明確標示廣告主，何吉森表示，現行法令並無規定廣告一定要清楚標示廣告主，廣告中減稅的論述是否有道理，為言論自由層次，這類內容見仁見智的廣告時常出現，ＮＣＣ都未曾開罰。

公平會則表示，公平法定義的廣告不實，主要是針對商品。而減稅是一個政策，不是商品，是否符合公平法規範，還要再研究，但是稅改聯盟還是可以來檢舉，而檢舉能不能成案，還得看公平會的認定。

陳文茜昨晚透過李姓女助理表示，這三則減稅廣告與她無關，她不對此事評論。





「減稅救經濟」是不實廣告？


最近電視媒體強力密集放送「減稅救經濟」的廣告，大事強調稅率高低與經濟發展、稅收成長間此消彼長的「蹺蹺板」關係。此一未署名的「怪異」廣告，有人贊同，有人反對，更多人覺得莫名其妙；一時之間炒熱了頗具爭議性的稅改議題，更被稅改聯盟指控為「不實廣告」，擬向公平會檢舉。減稅真能救經濟？會害經濟？誰是誰非，的確頗堪玩味。

其實，不論廣告的刊登者抑或反對者，對於經濟發展與減稅之間的論述，均有斷章取義之嫌。贊成減稅者，舉出相關統計數據，證明某些國家因減稅而經濟大幅成長；反對減稅者，當然也能舉出一些數據，證明某些國家因減稅而經濟變壞。但在邏輯上或是實證論述上卻存在嚴重瑕疵：影響經濟發展或成長的因素眾多，因果關係複雜，租稅環境只是其中一項；必須將其他因素的影響控制並分離出來，才能看出租稅與經濟發展的真正關係。

就以1980年代中期美國雷根總統減稅為例；減稅在短期未發揮預期效果，經濟仍然衰退，反而因當時擴大支出，造成財政赤字增加、投資降低；其後的柯林頓主張增稅，經濟反而成長，財政大幅改善，據稱是發展知識經濟所致，其中是否承受雷根減稅時間延遲效果的餘蔭，不無疑問。何況其間尚受經濟景氣、投資環境、政府效能、政治社會等其他因素影響，據此不宜斷言減稅有效或無效。

租稅與經濟發展的關係，近20年來，財經學者頗感興趣，然得到的結論卻不一致。有些學者研究發現，國民整體租稅負擔率高低與經濟發展呈現負向關係；但也有些研究發現，租稅負擔率的高低與經濟發展無關，而應強調租稅結構的調整。至於台灣的情形，實證研究發現，在控制其他因素下，國民整體租稅負擔率與經濟成長率間並無明顯關係，租稅負擔率降低並不足以刺激經濟成長，反而惡化財政。倒是租稅結構改變卻有不同的影響；對勞動與資本課徵所得稅，將不利於勞動意願、固定資本形成與經濟成長；至於消費稅的課徵，則對固定資本形成與經濟成長具正向影響。

故而提高消費稅比重來代替所得稅，尤其是降低薪資所得稅負，將有利於經濟成長，也能矯正租稅負擔率長期只有約13%之偏低現象，大幅改善財政，降低政府債務累積，避免債留子孫。其實，政府高層稱羨的愛爾蘭經驗，其稅制改革就是如此，公司所得稅率只有12.5%，幾乎是全世界最低，吸引多國籍企業投資並提供就業機會、創造稅源；然其加值型營業稅率則高達21%，為台灣稅率的四倍以上，以致租稅負擔率仍高達35%左右，財政也相對健全。我國政府不能只學一端，高談局部減稅卻不彌補資產所得免稅的漏洞，任由財政持續惡化，完全忽視租稅結構的改善。

這次賦改會將「經濟發展」、「社會公義」、「國家競爭力」、「永續環境」四大目標，列為同一位階、不可偏廢。然而行政院長劉兆玄卻明白指出，「稅制要有競爭力，再講公平性」；顯然租稅國際競爭力優於租稅公平性。其中隱含減稅是救經濟的萬靈丹、續命丸。如果其主張是：減稅有效，能夠將經濟大餅做大，稅收也能增加，與此同時，全民公平合理納稅並分享減稅利益；則大家將皆大歡喜。然若減稅卻未同時改善令人詬病的稅負不公現象，輕忽M型化社會問題，甚至更惡化所得分配；經濟縱使成長，將餅做大，仍是少數人獨享，製造社會對立與不安，進而影響國家安定與競爭力，這樣做值得嗎？可不要掉以輕心！

課稅一般認為是「必要的惡」，為人民享用政府提供各項公共財服務的必要代價，貴在政府能否提供令人滿意的服務；亦即稅收與政府支出必須連動考量與評估。若稅率雖高，政府服務水準更高，人民福祉提高；反之，稅率甚低，政府服務水準更低，人民福祉反而降低；關鍵在於政府如何有效率的用錢，讓一般民眾及投資者滿意。因此，稅制要有國際競爭力，不如政府效能具國際競爭力。台灣若與香港、新加坡、韓國競爭，不應只考慮租稅環境，更要考慮政府作為與效能；有效率的用錢，才能真正提升國民福祉與國家競爭力。


租稅的「火種」經濟學


　最近電子媒體一則「減稅救經濟」廣告，引起了廣大爭議，民間「公平稅改聯盟」激烈反駁並至國家傳播委員會控告其涉嫌廣告不實。正值政府成立賦改會進行稅改之際，類似的正反聲音與行動未來將更為常見，政府的決策壓力亦將益愈升高。我們一向強調租稅本質上即是一項政治問題，各方利益牽扯極為複雜，政府不但需要謹慎面對，保持不偏不倚中立態度，更重要的是需有正確的專業判斷與分析能力，看清事實或問題的真相，進而做出符合最大社會利益的決定。

　中秋佳節即將到來，許多人在這一天都會以戶外烤肉的方式慶祝。烤肉之前須先升火，但看似簡單的升火一事，其中卻隱藏了頗大的學問與經驗。首先，為確保肉能烤熟入味，烤肉的火一定要能持續且維持高溫；其次，直接以木炭點火不易，故須準備易燃的火種以為輔助；其三則是在火種點燃後須趕緊將火力轉移到木炭上，以免火種燒盡而熄滅。此三者看似只是烤肉成功的小技巧，但其間的訣竅卻可用以闡述租稅與經濟發展關係的大道理。簡單而言，烤肉代表經濟發展的成果，烤架與木炭代表政府提供的投資環境，而火種則代表政府的租稅政策。我們或許不能說減稅對經濟發展毫無助益，但若因此而認為有了減稅，經濟發展即高枕無憂，甚至更將減稅誇大為經濟發展必要的萬靈丹，此則完全是一種不符學理與實際的偏頗想法。

　要把肉烤的嫩口好吃，火侯一定要夠，溫度亦一定要穩定而持續；而一個國家要把經濟搞好，則須要有充沛的供給條件與健全的制度基礎。雖然凱因斯學派比較強調需求面的效果，古典學派則比較強調供給面的重要，但其實這兩種力量永遠是相互為用的；供給沒有需求的誘使，無法產生動能，同樣地，需求沒有供給的挹注，亦無法得以實現。那一堆能把肉烤的美味可口的高溫火焰，即是能把經濟發展帶動起來的那股供需力量的結合。政府想要建立亞太金融中心，除了以減稅吸引資金回台創造市場需求之外，供給面的條件是否皆已具備或改善，毋寧才是更關鍵的因素。我們的金融專業人才夠嗎？金融服務或商品品質好嗎？金融法規制度完善嗎？政府金融監理能力有效嗎？沒有高品質的木炭，火既不易點燃，亦不會持久。

　烤肉的高溫火焰是來自於木炭的燃燒，而木炭的燃燒則須要有火種的點燃與傳導。直接對木炭點火較不容易成功，因為火苗能夠維持的時間不夠長，在木炭點燃起來之前可能就已熄滅。此時，若有火種做為媒介，不但其本身較木炭容易點燃，更重要的是，藉此點燃的火苗維持時間可以延長，進而乃增加了木炭燃燒的機會。發展亞太金融中心須先具備基礎環境與條件，即有如烤肉所需的木炭，為了要讓這塊「木炭」能夠快速的燃燒起來並發揮功效，租稅或許可扮演火種的角色。如果透過減稅能激發出我們所擁有的發展優勢與比較利益，則有如木炭的加溫變紅，最終必將能為台灣的金融服務產業創造出最佳的競爭力。只是，租稅既只是火種，則減稅的火力一定要集中與凝聚。在全球化趨勢下，資金的移動快速而多變，由於遺產稅乃是死亡當時的機會稅，故其與資金動態進出間的關係並不大。行政院打算將遺產稅的調降當成是促進資金回流的工具，顯然牛頭不對馬嘴，不但注定失敗，且還要付出扭曲社會公平正義的代價。

　租稅已被政府習慣性的用以作為提升經濟發展與產業競爭力的工具，我們固然無法說其短期無效，但長期而言，如果不能將火種的始火傳導成為木炭的烈火，則政府所要烤的肉終將半生不熟而難成佳餚。租稅是火種，用以點火或許尚可，若以其做為主要火力來源，最終必難以為繼，而稅制的完整性亦將燒成灰燼，執政者能不慎乎。



稅改聯盟